《中国科学教育的几个重要问题》(刘树杞1932年5月23日)

刘树杞1932年5月23日在国立武汉大学演讲《中国科学教育的几个重要问题》（见 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》第128期。），他说到：

“诸位先生、诸位同学：

“今天我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讲话，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出外读书很久，一旦回家一样。武汉大学就好像是我的一个老家，现在回来了，而且还和大家讲话，心内是非常高兴的。

“兄弟今天要讲的题目，是《中国科学教育的几个重要问题》，在没有讲到这个题目之先，我先要谈一谈我对于本校的几个感想。3年以前，我记得我们在黄土坡山下的旧校舍里开会，那个位置是比较简陋的；3年以后的今天，我们在这里开会，形势却不同了，地方要算是比较整齐了。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，像这样建筑迅速的成绩，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了。我们应该感谢王先生和各位先生的努力！还有一点，兄弟在国内从事十几年的教育以来，有一个感想：就是国立学校是不是能如私立或教会学校一样的有成绩呢?我们平常看一个外人办的学校，他们的建筑物非常完整，他们的一切设施也很有程序，而国立学校方面每每不及，这是觉得颇为遗憾的一点。现在看到我们的武汉大学也能这样有程序地进行下去，虽然只是建筑一方面，但究竟还是可喜的现象。上回任(鸿隽)先生夸说我们武汉大学‘是全国顶有希望的一个大学’，并非是因为他在这里讲话才如此说的，其实外面许多人也都是这样公认。但，我在这里有一个希望，大家不应该单以物质的满足为满足，还要努力去注重学问的研究才好，这个，盼望各位先生和各位同学注意。

“今天我讲的题目的内容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都是很普通的。因为十多年来我完全是从事于科学教育，所以顺便提出来讲一讲。现在我把它分做几方面来说：

“第一，设备问题。我们晓得，中国的科学教育，目下是很幼稚的。但究其原因，所谓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，学科学的人，比学文、法科的不同，一切设备都要比较麻烦得多。兄弟过去也不止在一个学校里办理科，好多人都以为理科是一个最难办而最要钱的学科，于图书设备之外，还要有仪器的设备。而且，在仪器方面，又分两种：一种是普通的仪器，作普通的一般的实验之用；一种是特殊的仪器，作教授或高年级同学的特殊研究之用。仪器是无论如何添设不完全的，世界各国无论哪一个大学都不能将所有的仪器买全。但一个大学，普通应用的仪器却不可缺少，缺少了就不成其为一个大学。至于特殊的仪器，也不可不备，设备的多少，那就只有视经济的能力和需要的程度而定。其次，书籍的设备，也分两种：一种是图书，一种是杂志。普通人以为学理科的只要在实验室里就够了，其实不然，理科方面所需用的图书，在量的方面虽然比文、法科的要少，但在质的方面却比较要贵，甚至于超过文、法科图书的价值。还有一层，理科方面的学术，到了已经成功为一本书的时候，那至少是两三年以前的研究所得，一定是旧的东西了。因此还应该有杂志的设备，我们可以看看人家现在在做一些什么试验的工作，一方面可供我们的参考，同时也免得我们研究的和他们重复。而且，不惟新的杂志，就是旧的杂志也要搜罗，至少也应从1880年以后起购备齐全。这对于我们这个新办的学校，是一个很困难而且需钱很贵的事。假使没有这些设备，也就无法进行研究下去。

“第二，课程问题。这个问题，凡是办理科的同事们都是很感困难的。据我所知道的，国内各大学的理科课程，都有两个毛病：第一，表面上课程派得很多，而内容是不是那样切实却是问题；第二，不注意旁的功课，例如化学系就只是专门派了许多关于化学的功课，而其他物理、数学等科则完全不涉及。其实，宇宙间的各门科学，都是互为关联的，并没有一个天然的界限。这些错误，兄弟以为亟应改正。在功课方面，只要注重基本的训练，并不要泛泛求多，不切实际。例如我们做房子先要注重基础一样。再则，我们也要注意旁的功课，它能够辅助我们的基本科学的进行，即如我们出去教中学时，也不能单让我们只教某一门功课。这种现象，我们也应该顾及事实注意到。

“第三，研究的问题。我们中国的科学，向来只跟在人家后头跑，这样下去，那么我们始终对于世界没有贡献，而且就是这样跟着学也到底学不完全的。我们自己应该起来研究才是。其一，目下中国的大学，一方面教授很少，另一方面课程却很多，也许同时教授还有许多事情要做，所以教授简直没有研究的机会。其二，一般的学校也没有研究的经费。其三，中国目下也没有研究的环境，不像外国容易引起研究某一种问题的兴趣。因此，研究的工作虽很重要，而终是不能做下去。我希望我们大学的理科，钟点不要太多，只要稍有机会，我们的教授和同学都应该从事研究的工作。

“第四，出路问题。我们学科学的同学，毕业以后在社会上做什么事呢?我觉得有三条路：其一，是继续研究下去，目下中国的环境比较的许可，例如有中央研究院及其他各种奖金之设，这都是可以从事继续研究的机会。其二，教书，如当大学助教及中学教员，前者的待遇比较的好，环境上也容许有继续研究的机会，但位置却很有限，后者差不多是大学生最大的出路，而待遇却比较的要差些，况且同学在大学中所学的功课，至多不过某一种学问的l／10，这样仅在中学里输给学生，不到10年，都会把以前学的一点还给先生了。但话虽是这样说，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，就不教书。中国的中等教育，是一个应该值得注意和整顿的问题。记得兄弟从前在武昌住中学的时候，湖北的中等教育还算很好，现在却愈趋愈下。一个高中毕业生的程度，往往只能比得上江浙各省高中一二年级的程度，升学不免落伍，即如投考我们武汉大学也往往考不取。这些缺陷都是需要我们去补救的。其三，我们实际上到工业方面去。但中国的工厂，能够请大学生的至多不过10个乃至 20个，而且，有些工厂情愿请一个经验丰富的工头，却不愿意请大学生。这个情形在美国也是一样。但据我们统计的结果，初进工厂，工头自然要比大学生有力量些。但五年以后，一个大学生所表现的成绩，比一个毫无学识的工头要进步在十倍乃至百倍之上。所以现在美国有一些开明的工厂，也多转头来聘大学生了。在中国，目下的情形很困难，但中国历年来的紊乱，也多半系于工业不振。我希望我们理科的毕业同学，只要稍有机会，就到工厂里吃苦去。

“最后，我希望我们有天才的同学，不要自以为满足而懈怠下去。虽然一时的分数也能考得很好，但不努力用心，终究无济于事的。没有天才的同学，也不要气馁，只要始终向上，我敢担保他的成就也不会亚于天才高的同学。我在这里诚恳地敬祝大家努力！努力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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